有一次，我同学丘山开车带我外出办事，路过他的住所时，车未熄火，停在楼前，我们俩下车到他屋里找了一本书，喝了一杯水，想不到的是，出来就发现两个警察围着车，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丘山一见，大喊不妙。原来他在我去日本前，也因停车于门前被警察抓过，被罚过两次，每次罚两分，而执照上总共6分。此次又被抓住，驾驶执照上的分数全被罚光，按规定必须到培训司机的学校再去听一周的课，重新考试一次，还要交罚款两万日元以上……那两个日本警察认识我同学，但他们一边微笑着向我们行礼，说什么对不起，也想帮助我们，可实在没办法，一边又毫不客气地开出罚款单子。日本人这种温柔的“服务”方式让你无话可说，只好老老实实地掏出钱来。

     第二次与日本警察打交道，是在九八年的九月的一天晚上，西北航空公司驻福冈支店店长张俊莉的丈夫唐虎去日本探亲，整天闲来无事，张就要我带他老公去学点日语。9月18日晚上，我们到福冈国际交流会馆，听完课下楼时，就见两个警察拦住我们问：“那辆新自行车是谁的？”我们一行去听课的七个中国人全都愣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人人心里都明白，在日本的中国人，都骑自行车，可人人所骑的自行车大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说的好听的是拣的拾的，说不好听的是，多数人的车子很可能就是偷的。

     在日本，自行车虽是小事，可假若你被警察认定你的自行车来路不明，就可能判你个盗窃罪，那也是很麻烦的。大家正在沉默时，唐虎悄悄地对我说：那车子是他的，是他妻子单位买的。我说，既是买的怕什么？我问警察：你们查问这辆自行车干什么？一小个子警察告诉我们，刚才一个流浪汉用螺丝刀在起车子，被他们发现了，并已扭送到警察署了。

    唐虎虽然说那辆车子是西北航空公司驻福冈支店的，但警察不相信，要我们跟他们到警察署去落实一下。唐虎是第一天来学日语的就碰到这样的事，加上他一句日文不会，感到很紧张，那样子似乎是很害怕，我就鼓励安慰他，说别怕，没什么事的。我的日语也不行，只好请教我们的一位叫木村的男老师一同前往。到了警察署，警方让唐虎拿出所有的证件，又将他的老婆的名字、电话号码写出来。警方抓起电话打了好长时间，最后确认那自行车是中国西北航空公司驻福冈支店的，这才客气地放我们离开，并说了不少好话。

     上面提到与日本警察的两次相遇，真正说来都不是与我个人相关，也不是我独立面对的事情，较易化解。而我自己单独行动时，也是因为自行车而被警察缠住，险些没法脱身。

    那年的11月27日上午，我去福冈一家名叫大荣的商场打工，从8点到11点，我摆了三个小时的面包。出了商场，我找到了已骑了半年的自行车，打开链子锁，正准备跨上车骑走时，两个着便衣的中年男子上前拉住我，用日语说“请你等一等！” 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推销什么物品的，遂停车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俩几乎同时从衣兜里掏出证件，告诉我是警察。确认他们是警察，起初我心里一惊：“他们为何要盯着我？我没干啥呀！难道我在这商场与时时相逼的小鬼子之间的争斗，警察也要来干涉？”没容我多想，那个稍瘦一点的警察问我：“这自行车是你的吗？”哦，原来他们是冲着自行车而来的。“这车子是我的，是我的朋友借给我骑的。”我只能这样告诉他们了。

   我骑的车子，原是我同学的夫人平时所用，我到日本后，她就将那辆车子给我。我除了上学要乘列车外，平时在福冈打工、去日本语培训班读书，或上街办事全靠那车子代步，简直是须臾无法离开。那车原有一个固定的锁，也不知何年月被谁起掉，留下了一点固定锁上的残片，就是那一小块残片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由此他们怀疑我的车子来路不明。

      我到日本时，听朋友讲，以前日本自行车是不上锁的，后来因为经常丢失，“鬼子们”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纷纷买锁锁车，可有锁还照样丢车，他们就说是中国人偷的，非要抓几个严惩一下。我反复解释说车子是我朋友的，可那两个便衣警察就是不信，又让我拿出在日合法滞留的证件，又要问我朋友的住址与电话号码，我怕我朋友与他夫人也说不清车子的来路，就对警察说，这车子是我另一个朋友在1993年离开日本时留下来的，我不知他现在到底回中国了，还是去欧美了，我怎么知道他的住址和电话？

     怎么说那俩家伙就是不信，非要到我的住所去看一看。没办法，你们要去，就去吧！我住在《九州华报》编辑部，他们在门外站着不敢进来，我拿了几纷我编的杂志和我的记者名片给他们看。那两警察一瞧我是记者，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连忙点头：“思米马赛，思米马赛……”再也不问自行车的来路了。想不到我的记者身份帮我解了围。

      看到这样的规定，我想许多人都会发笑的，因为那样的玩意儿如同很多年之前要求领导干部要四菜一汤一样，是空摆设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无法落到实处的。

    首先说说那公务员是做什么的，不就是一些当官的人吗？或正在准备着做官的人，或者说是在向着当官的光明大道上行走的那些人。这些人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有权力的，是在老百姓眼中很吃香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每年公务员招考时报名者人如潮涌，大家都感到那个门路若走上了，就好像是老辈子考上了状元举人似的，就肯定有了好的前景。

       那么公务员队伍里都是好人么？都是合格的人么？都是能做事的廉洁人么？不可能，肯定不可能。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考核，那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

     但是，怎么个考核？考核什么？这就成问题了。

    以一种别样的考核为例，大家就可明白这里面的道道。这些年来，每年组织部都弄个所谓的考核表，到一些单位，召开什么会议，要员工对副县级以上的官儿们提“意见”。那表上往往将一个班子的几个人都弄上，还例了几个项目。如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一般、良好、优秀等。发下那表后，组织部的人等一会就马上收走，说是这对领导干部很重要，然过了几天，大家看到，被考核的人据说全是过关了，虽然那里面有些人是十足的坏蛋，有重大的问题，甚至抓起来关起来都不为过，可他们还是一点事也没有的。大家都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搞点形式，自欺欺人罢人。

      公务员考核，而且是连着两年不合格，才有可能被辞退，这样的规定，如何落到实处？都在一个单位，即使上面来个硬性规定，每年必得有一人放到不合格的一栏里，那么，今年可以先委屈一下张三了，让他暂不合格一次，明年再委屈李四了，这样只要不是连续两年，不就没事了吗？大家饭碗都能保住，岂不皆大欢喜？

     治理腐败，不从制度上保障，玩别的都是没有意思的。都是胡扯淡的！

   我无话可说，想到了北岛的诗，送给他吧！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北岛）

注：这是北岛给遇罗克烈士所写的诗，题为《宣告》。

    铁岭这座城市着实应当感谢赵本山，没有这老赵，铁岭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会那么高，这一点，我想许多人都会认同的。老赵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宣传，及他那铁岭人的身份，肯定都无可怀疑地让铁岭沾了光，那是多少钱的广告也难以搞到的效果。

    但是，最近这几天，铁岭的知名度又上了一大层，这一大层的飞跃，竟然与赵本山无关了。与老赵无关，铁岭竟也有了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铁岭管辖的西丰县委书记，也就是人们称为“最牛县委书记”的张志国，几年前曾派人到北京抓一名女记者，他的乌纱帽因之而丢掉了，不过前几天又传说这位张前县委书记，又被委以重任，到了一家什么指挥部去当副总指挥了。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这给了铁岭为官者很大压力，他们又立马做出了决定，要将那“最牛的县委书记”的副总指挥的职务拿下。

    这是一件事，此事未完，又闹出了更大的一件事，说是铁岭这个地级市，有九名副市长，这还不吓人，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该市竟有二十名副秘书长。哈，你看，他们是多牛的一个城市，老赵说是大城市，我看不是一般的大，可能是天下第一，天津那样直辖市才七名副秘书长，而铁岭却远远超过天津，你说牛还是不牛？这九名副市长与二十名副秘书长的事一经网上曝光，那铁岭的知名度真的是呼呼地往上窜。

     那地级市的副秘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是个啥级别？据我的观察和考证，这地级市的政府副秘书长，相当于正级处，正处级也就是正县级。呵，官不小呀！这么多官集集于一个秘书处——不，肯定各人有各人的屋子——都在弄此什么呢？这咱是不会知道的，不过有一点，大家尽可放心，假若你到了那里去找他们，保管这九个副市长与这二十个副秘书长，一天到晚都显得十分忙碌，似乎都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样子。

但是，我却在想，他们这些人，一人一年要花掉纳税人多少银子？有谁能计算出来吗？包括他们正常的工资，还有不正常的开销，谁能算出来？

        不过，我又会想说真话和撒谎哪个更需要勇气。说了真话的人的确不用提心吊胆，不用受到良心的谴责，可是为了说真话他们可能要舍弃事业、家庭、未来、乃至生命。我不知道由于他们这样做而得到的良心上的安慰是否足以弥补他们所失去的那一切。选择撒谎则恰好相反，他们保住了自己的事业、家庭、未来和生命，但他们却永久地失去了心灵的安宁。

我认为关于这两者究竟哪个更需要勇气、更具有风险性这样的问题可能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不认为通过说真话和撒谎这样的标准就能够判定一个人的人格。这只不过是一种选择，在每一次选择中人们都要承担它所带来的风险。生命只有一次，这使得人们的选择富有某种庄严的气息，酷似以全财产为赌的赌注。

    福冈有个著名的国际鱼市场，鱼市场就座落于那个很大的渔港码头上。十多年前，山东的渔船、特别是我们胶东的一些渔业公司的收鲜船，经常将鲜鱼送到那码头上贩卖，这被称为“跨海赶大集”。我的老家在山东荣成成山镇著名的“天鹅湖”南面的一个小渔村，那时属马山渔业公司管辖。当年我的大姐夫就是那公司常年跑日本福冈的一条渔船上的船长。在我到东洋之后，就自然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姐夫，以备他到福冈后能与我取得联系。想不到是，我刚到福冈仅六天，就在那中央渔港码头上见到了我姐夫及家乡来的那些我都认识的船员。

        那是1998年5月6日，我与朋友刚从熊本的八代市老华侨邵先生那里返回福冈，就接到我姐夫从码头打来的电话，要我速去见上一面。我知道他能在日本看到我，这是别有意义的，不但可见证我的情况，更可将的我一切回国后转告惦念我的父母，所以我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码头。看到了了许多来自山东石岛方向的渔船，听到船上那些熟悉的乡音，心中别提有我激动。我姐夫船上的鱼已经卸完，半小时后必须启航返回。他是船长可以到码头上走动，而按日本的新规定，其他船员一律不准上岸。几个日方海关人员不时在那里转悠着，目的就是防止中国人离船上岸。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也在船上，兴奋地向我招手，我瞅着几个“小鬼子”不注意，就跳到船上，想真随船回国。我那位老同学对我放弃国内很好的工作与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而只身跑到这里来遭罪，很是不解，极力劝我早早回去。

     在码头转悠的“小鬼子”很快发现了船上的我与其他船员的穿戴不一样，判断这不是一个打鱼人，就过来朝我问这问那，一副猎狗的模样，我只好跳回码头，掏出我的有关证件给他看。在日本人的监控下，我姐夫原准备给的我一些鱼虾也不能带走了，待那船启动后，我只有呆呆地站在偌大的码头上，望着家乡的渔船驶向海的那边。

    我原想姐夫从国内经常给我的捎点生活用品，特别是一些吃的东西来，我也想有机会从日本买点便宜货让船捎回去，可由于码头上日方看管严厉，致使我的计划彻底落空。自那以后，虽然我姐夫的船也多次到福冈，可因我不是去学校读书，就是打工办报采访，呆在房屋里的时间很少，故在日本再也没见到姐夫。偶尔有闲，我骑车到码头转一圈，也是失望而归。

      一个历经许多事情的人，一个常年在外漂泊闯荡的人，是不是都该有点奇遇或巧遇？对这个问题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但我相信一点的是，不论是谁，若在异国他乡的街头突然碰到了故乡而来的熟人，那肯定都会感到惊喜异常，兴奋万分的。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日本的福冈的一条马路上骑车行走时，竟遇到了我多年前亲自教过的一名学生。

     那是98年的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我去打工三小时，骑车回到住处，又累又饿，坐在沙发上不想起来，可屋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了，怎么办？我只好打起精神到一家名叫“马录巧要”的商店去买食品。当我带着买好的一袋“胖”（日本语，面包的意思）、两个被日本人称为“大根”的白萝卜和一瓶酱油骑着破车返回的路上，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切的喊声：“老师，老师……”那声音是那样的熟悉，带着浓浓的乡味。我本能地刹住了自行车，大脑有点迷惑：“我这是在哪儿？是在山东威海？荣成？石岛？”

  在十二载的教书生涯中，我送过十届高三毕业生，所教的三个学校的学生加起来，从数量上看不比孔老二少。在老家的几个小城镇里，我被学生那样喊叫过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可我定神一瞧，脑子清醒了，这不是国内，这是在日本呀！在这东洋岛国，我哪儿来的学生？没容我多想下去，身后一位青年赶着车子向我奔来，他到了我眼前，上下把我打量一下后，激动地说：“果然是您呀，老师……”我也仔细看了他一眼，脱口而出：“你是袁黎明吧！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袁是我当年所教文班的一名学生，在校时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出众，高考那年只考取了山东经济学院荣成分校，毕业后曾到一家医院办公室工作了两年。因他高考不理想，总羞于见老师，加上我那些年从学校到宾馆到报社，工作与生活也变化很大很快，许多学生也追踪不到，故他到日本读书我不知道，而我去福冈，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当彼此确认在东洋街头相遇绝非梦境后，袁黎明搂着我的肩，失声痛哭，一边擦泪，一边说“：老师，刚才我骑车与您擦肩而过，您目不旁视，而我却见您面熟，所以错过二十米我忍不住喊起来……我怎么想也想不到我们竟然在这里相遇。”

   在见到我时，袁已独自在日本苦呆了近三年，他是在日本语学校读书的，中国人在日本都知道，那些学生叫“就学生”，学习生活很是艰苦，每个人既要上学，又都要打工，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袁是通过他父亲的朋友介绍，先是在语言学校读了两年，又考进九州情报大学。为了支付巨额的学费和生活开销，他每天上完课都要打两份工：下午一时到六时，去清扫几家大楼，晚七时到半夜，或许是下半夜几点，又到一家饭店洗碗。他自己的住处放着两个闹钟，而又常难以让他及时醒来。身处异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在孤独与苦痛中突然碰到了自己的老师，他流泪他激动，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其实我也很激动，但只能安慰他：“不要哭了，这是好事，喜事，能在这里见面，说明我们俩有很大的缘份……”。

    那天晚上，本来我们都要去打工，可谁也没去。袁回到他们的住处，搬来了微波炉，又带来了两只烧鸡和不少好吃的东西，我们喝着那很香的麒麟啤酒，直谈至午夜，他回去后兴奋难眠，又写了一篇题为《东瀛巧遇恩师，再鼓抗日斗志》的文章，后来听说还传回国内发表于报端。

    我回国后，袁仍在日本坚守着，他读完大学，又打电话告我找了一家公司就职了。三年前，已是三十过头的他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石岛举行婚礼，他的爱人是沈阳市的一位漂亮姑娘，也在日本留学过。那天，我自然是被应邀参加了他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