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认为一个人的很多观点都体现在细微的语言表达上。这种细微的语言表达代表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而在这种谨慎背后显然有作者的观点在。

人们通常认为语言表达的谨慎与准确仅是政治家的一种需要。而我认为政治家的谈话与其他人的谈话的区别就在于意识参与的多寡。政治家（疯狂的独裁者除外）的谈话是经过推敲的，其意识参与的痕迹非常明显，只要稍微懂得一些内情就能感受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用意。而相比之下，日常的谈话的意识参与就比较薄弱，无意之中说出的话比较多。而一个观点的形成是需要意识的集中参与的。于是，这就证明了我的上述观点，即一个人的很多观点都体现在细微的语言表达上。

例如，朱光潜先生的《诗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宋人大半缺乏这种沉痛和严肃。”我认为这里的“大半”非常关键。在这里，这个词体现的是作者对个体的尊重，而事实上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个体在每一个时代和地点都必定存在着。如果有人没有写“大半”，而别人追究这个问题时，他说是忘写了，那么这就表明这个人不持有支撑“大半”这个词的使用的观点。他拥有对一个观点的理论性理解，然而只是理解而已，那并没有成为他的观点。也就是说，他虽然知道不是所有的宋人都缺乏沉痛和严肃，但他没有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人们学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想自己“应该”这么做，但当人们持有某个观点时，会觉得“必须”这么做不可。人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近几十年来，各种前所未闻的新的观念被相继传入中国，中国确实也在迅速适应这些观念，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尽管如此，还必须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念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还只是被迫地在想应该这么做，然而丝毫不觉得那些是必须要做的。虽然可能这些要求比较苛刻，的确什么事儿都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觉得必须得指出来，马马虎虎是不行的。

如果我在这儿说聊天也要注意用词的话，可能有人就觉得我太挑剔、太讲究了。我以前也检讨过自己，但是还是觉得完全不过脑，乱说一气，完全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的意识，隐私保护的意识过于薄弱，这些都确实是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人甚至把这些说成是文化，恕我直言，我觉得这比较不害臊。少讲一些面子不面子的事儿，得好好坐下来审视一下了。中国的教育问题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因为从家长、老师这个地方就得教育。我必须在这里说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整天没完没了地在喊“素质”、“文明”等口号，但这些东西其实是体现在极其细微的地方，这是指人的一种用心，大家要好好琢磨一下这个“用心”是什么个意思。咱少讲点儿面子，少给人家挑点儿毛病，好不好？我也没说只要是个外国人素质就高，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老说错话、做错事，那咱大家一块儿检讨检讨还不行吗？